昨日，北京虎坊路社区一马路摊点正在卖水果。

曾经，几乎所有的城市都不约而同地向马路摊贩说“不”，然而现在，这一刚性的管理体制开始出现松动迹象———先是乌鲁木齐将小商小贩当成了“宝贝”，新年伊始，以建设国际大都市为目标的上海，也宣布路边摊贩“解禁”。

两会召开之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功成疾呼：“政府不能为了城市的面子工程，就损失可能存在或可扩大的就业机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沈辛荪对上海做法也表示了肯定。新华社昨日发表评论说，“目前在上海街头的无证摊点数量超过5万个，每一个摊点背后都往往维系着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生计，仅此一项政策的调整，就能让多少身处社会底层的民众获得生存发展的权利！”

《就业促进法》已进入审议阶段，通过路边摊贩扩大就业，这样的观点已不止一次提出，然而该观点一直被忽略，因为在许多人眼里，小商小贩属于一种“非正规职业”，登不了大雅之堂。

其实，小商小贩不是什么见不得人、不容于社会的行当，它是一种正大光明的职业，几千年以来的中国如此，放眼当下的世界亦如此。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我国政府签署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写道，“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工作权，包括人人应有机会凭其自由选择和接受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并将采取适当步骤来保障这一权利。”所以，允许在路边摆摊，谋取生计养活家人，这样的“小事”其实并不小，它体现出一种创业和谋生的自由，属于一种经济权利，也是一种国家承诺和责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到海外淘金的中国人的创业之路，就是从陌生的外国城市里摆小摊开始的，这些小摊成就了一个个中国人的财富梦想，并在国内掀起了一阵海外“练摊”的热潮。而国内的一些城市在80年代开始建立马路市场，后来发展到小区市场，现在发展成为超市。随着“城市管理”和“城市形象”的“升级”，“马路经济”的概念很少再被人提起。

但是，实质上的“马路经济”还是顽强地存在着，在城市的窄街陋巷开花。这是因为路边摊贩的从业者大多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缺财富资本、少知识技艺，只有靠一双勤劳的手，手停意味着口停，他们在“城市管理”的空隙中，苦寻容生之地。但他们的身影注定不会退出城市———生存的需求、过上好日子的渴望，这是一种无论如何都难以压制的人性需要。

另外，街市的方便性和低成本是现阶段其他市场方式所不可比拟的，它的存在给街道两边的社区居民生活带来了丰富而廉价的生活必需品，把他们赶出街巷，也会给居民带来不便。

小贩们没花国家的钱，靠个人之力解决了自我就业，为国分忧，并用他们的劳动，为城市生活创造了种种便利，所以他们不仅不该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而且应得到尊重。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适度发展“马路经济”，把小商小贩当做吸纳劳动力，扩大就业的一个渠道。

 
北京工体南路西侧的人行道上一字排开的菜摊

一根松紧带 摊贩送到家 

本报记者调查马路摊贩之生存状况，马路摊点常与城管进行“游击战”

长期以来，马路摊点顶着“非法”的帽子，游走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不断与城管人员上演着“猫逮耗子”的游戏。近日，上海等城市的马路摊点新年有了新喜：今年下半年，上海部分路段允许摊贩在路边经营，条件是附近居民同意。几乎同时，南京、重庆等城市也传出消息，不再一律封杀马路摊点，而是有条件地放开。

在首都北京，马路摊点同样是城市管理工作的一个重点和难点。马路摊点给市民带来购物便捷等益处的同时，也带来脏乱差等弊端。对于马路摊点，封杀，还是解禁，这是一个问题。

北京城区是否需要马路摊点？马路摊点有何利弊？对马路摊点如何进行管理？欢迎读者拨打本报热线67106666，讲述对此事的看法。本报自今日起陆续推出相关报道。

本报讯 在北京城管等部门的综合治理下，摊贩在城区马路等地随便设点摆摊的混乱状况已大有改观。但在一些小区道路旁、交通道路口等地依然有摊贩存在，他们或相对固定，或打游击，在与城管等的“猫逮耗子”的斗争中生存着。2月28日，记者走访了东城区苏州社区和崇文区四块玉北街的两个马路摊点。

胡同里的夫妻摊点

2月28日上午，东城区苏州社区，南八宝胡同附近，一张塑料布上放着一堆堆白菜和韭菜，旁边站着马路摊点的男主人毛灯海。毛灯海讲，他来自河南周口，在苏州社区卖菜有半年多的时间。

“我们一家三口都来到了北京，我和妻子卖菜，孩子送到了附近的幼儿园。”毛灯海说：“每天凌晨三点钟起床，我和妻子各骑一辆三轮车到丰台区批发蔬菜，回到东城大约是早上六七点钟，然后分别在路边摆个摊。”由于他的菜比店铺及超市里卖的都便宜，所以经常有市民来买。

毛灯海说，夫妻二人一天可以挣到100元，一家三口的日子过得还不错。

“但是城管会查我们，之所以放到塑料布上是为了卷起来就能跑，如果来不及卷，就不要了，人先跑了再说，城管一般也不追。”毛灯海指着四通八达的胡同，说自己对这些胡同很熟悉了。

毛灯海目前的想法是在社区里租个好店铺，正经地经营蔬菜。他说，钱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地段好些的店铺都有人租了。

卖袜子的79岁大妈

2月28日中午，崇文区四块玉北街胡同，79岁的王润婷大妈正站在小推车后面卖袜子。其间，她不时地左右张望，担心城管来查抄。

王大妈说，她今年79岁，和老伴居住，孩子家庭不富裕，7年前，她摆起小摊卖袜子，每天能挣点生活费。

王大妈说，她只在城管未上班时间出来卖。每当城管来查，她会如年轻人一样逃离。去年7月份有一天下雨，地上积着许多雨水，但城管偏偏来了，她推着小车就跑，结果小车翻了，她说：“当时，我车上价值500余元的袜子，全部泡在水里。”

王大妈说，她理解城管人员的工作，她在路边卖袜子时都会把留下的纸屑等废品打扫干净。王大妈表示，如允许她经营，她保证能维护好卫生，诚实对待消费者，交少量费用也能接受。她说：“真的盼望能堂堂正正地摆摊！”

正规店铺：开销大于马路摊点

2月28日中午，苏州社区经营蔬菜店铺的施道勇正在数钱。施道勇的妻子说，去年年底城管把路边摊贩赶出胡同后，他们一天可以多卖100元钱。

“别小看这100元钱，这可是以前销售额的一半。”施道勇说，去年一天他只能卖200元钱。去年年底之前，苏州胡同里路边的摊贩很多，施道勇说对他的生意影响很大。

“但是现在还是有小贩在路边摆摊，对他们的打击力度还是应该加大。”施道勇说。

施道勇算了一笔账，自己一个月的房租加上税等开销，约需要2000元钱，而路边摊位的支出要少得多，所以他们可以把菜价降下来，居民反倒愿意去买路边摊位的菜。

居民：对摊贩既爱又恨

东城苏州社区

一提起社区里的路边摊贩，苏州社区的居民明显有矛盾心理。

“摊贩们给我们提供了方便，但是也给苏州胡同的环境造成了污染。”社区居民史保璞说。

苏州胡同路边摊贩取缔之前，史保璞经常在他们那里买菜，他说方便与便宜是选择的原因之一，但是摊贩们把菜叶随便在胡同里扔，把胡同里弄得很脏很乱，他看着也很不舒服。

史保璞认为胡同里还是应该有摊贩，他年前买了一条松紧带，一名摊贩骑着车送到了他家门口，只花了2元钱，而松紧带这样的小东西附近超市里没有卖。

苏州胡同的一些居民认为摊贩没有必要存在，只一个脏字作为理由就够了。一名女性居民指着自己家门口说：“经常有摊贩在我家门口摆摊，把我家门口弄得很脏。”

丰台鑫兆雅园

鑫兆雅园位于丰台区宋庄路，分为南北两区，两区中间有一条道路。昨天，道路上有一个卖水果的摊位，水果放在面包车里。

“这个摊位有最常吃的苹果、橘子等水果。”居民冯女士说，小区买东西并不方便，特别是蔬菜等物，小区楼下有一个超市，里面经营白菜、蘑菇等几个简单的品种，而且价格较贵，3个很小的番茄需要2.5元。“我出远门时经常一次性购买很多蔬菜和水果，把冰箱塞满。”冯女士说。

小区常有老年人拎着购买蔬菜的包回到小区。“我们一般是一次性购买较多，放在家里慢慢吃，去一次太远，提着也太累。”一名老人说。居民介绍，如果能够有小贩在小区门口卖蔬菜，他们也能够接受，毕竟可以给他们提供方便。

崇文龙潭湖西里

毕秀兰住在龙潭湖西里40余年了，她说以前小区有一个小型市场，基本能满足居民生活用品需求。但去年10月，该市场拆除，她购买日用品，需步行到1里多地外的龙潭湖早市。该市场下午不经营，所以她购物非常不方便，有时她一次要买好多天的菜放着，但还没有等到吃完，菜就坏了。

毕大妈说，春节前，为减少购物次数，她打车到距离小区很远的方庄物美超市购买，结果打车费就用去25元。“如果楼下有活动商贩，该多好啊！”毕大妈带着期盼的神情说。